当前位置:主页 > 体育 > 正文

心肺复苏,抢回骤停的生命

未知 2019-10-29 14:24

上海市一些人流量大的地铁站里,设置了“救命神器”AED设备(自动体外除颤仪)。 人民图片供图

湖北省武汉市中心医院的20多名护理专家和志愿者现场教授心肺复苏等。本报记者黄征宇 通讯员刘姗姗 马遥遥摄影报道

我国每年至少有54万人发生猝死。而被誉为“全球第一救命技术”的心肺复苏术,仅需用两只手,就能最大程度地挽救生命。但遗憾的是,这一简单易学的技术未能在我国得到普及,导致其发挥的作用有限。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7》等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心肺复苏抢救成功率仅1%,心肺复苏普及率也只有1%。那么,我国心肺复苏术技术经历了怎样的发展?究竟是什么导致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下一步的发力方向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我国急救领域的相关专家。

一张幼童的黑白照片,引出一段往事。

在5月5日由中国医学救援协会主办,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中国医师协会、中华护理学会等协办的“健康中国·心肺复苏”会议开幕式上,全球复苏联盟执行委员会联合创始人托里·挪度指着这张照片告诉大家,半个多世纪前,心肺复苏技术救回了这个两岁孩子的生命。“没错,照片的主角就是我本人。”

托里·挪度的父亲奥思蒙·挪度是著名的玩具制造商。在爱子获救后,奥思蒙·挪度与当代急救泰斗、心肺复苏术创始人彼得·沙法共同开发了心肺复苏技术的培训模型“安妮小姐”。后来这一模型被全球近百个国家采用。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医学急救领域的先驱李宗浩教授与彼得·沙法教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也因此与奥思蒙·挪度相识。在奥思蒙·挪度辞世后,托里·挪度子承父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七届世界灾害急救协会上,托里·挪度与李宗浩相识,此后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在这次会议开幕式上,托里·挪度向老朋友李宗浩赠送了象征急救事业起点的纪念品“塞纳河畔少女面具”,感谢李宗浩为中国及全球急救事业作出的贡献,更期望双方能携手加快心肺复苏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中国的规范普及。

1“如能及时进行心肺复苏和心脏除颤,这些人中有一半是可以回到正常生活中的”

我国的急救事业与发达国家同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李宗浩向记者展示1963年出版的《急救常识》和1979年版的《急救》,泛黄的书页上印着急救知识,还配有简笔画形式的示意图。在另一本1975年版的《实用急救学》中,有对胸外心脏按压操作方法的介绍:“用力向下挤压,一般应使胸骨陷下3~4厘米为适度。”这一标准不同于美国心脏协会(AHA)提出的5~6厘米。“亚洲和欧洲人的体格不一样,这一操作原则更适合国人。”作为这些书籍的编著者,李宗浩解释说。

20世纪60年代初,年轻的李宗浩在北京市急救站工作,工作压力大,又找不到参考书。“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我自己开始编著急救书籍,也给当时的中华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写信求助。傅老在1963年亲自为我安排了7位著名的医生。”有了7位前辈的指导,李宗浩越来越有干劲。他同时还把目光投向了国际学界。

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谢荣教授推荐,李宗浩开始与当代心肺复苏医学创始人彼得·沙法教授通信探讨学术问题。1989年9月,在香港举行的“第六届世界急救、灾害医学大会”上,两人终于见面。彼得·沙法热情地邀请李宗浩参加当天的晚宴,并向各国急救领域的权威专家引荐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急救医生。这使得他迅速进入国际急救领域,极大地扩展了学术视野。

“全世界约有四分之一的生命是在不该终结的情况下逝去的,比如急性心梗、气道异物梗阻等。如能及时进行心肺复苏和心脏除颤,这些人中有一半是可以回到正常生活中的。”彼得·沙法在20世纪90年代初说的这段话,李宗浩一直铭记于心。

“后来,沙法到中国来时,我陪着他参观讲学,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吴阶平会见了他。”李宗浩回忆,“沙法曾感慨,中国极具发展现代急救和复苏医学的潜力,将为世界急救事业作出贡献。”

2000年,以美国心脏协会(AHA)为主体组织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开始制定《心肺复苏与心血管急救国际指南》。这本指南每5年更新一次,被视为心肺复苏和心血管、危重急症、创伤救治领域的经典。应美国心脏协会之邀,李宗浩参加了2000年2月在美国达拉斯召开的指南定稿会和10月在美国圣地亚哥举办的指南发布、学术大会,并被美国心脏协会授权在中国负责组织、翻译这部重要著作的中文版。

李宗浩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医学救援协会联合中国医师协会、中华护理学会、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等国家社团,正在与国际权威专家们讨论今后如何在全球开展和发展心肺复苏术等重大学术问题,以推动我国及全球急救医学的规范发展。

2“技术不落后,差距在于体系尚未建立”

目前,我国心脏猝死现场抢救成功率不到1%,而国际水平为10%~15%。这样一个扎心的事实,症结何在?

“从学术水平和操作技能来看,国内外差距并不明显,关键是亟待建立一个全国统一权威的组织来引领这项事业的发展。我们确实做了不少工作,抢救了不少病人,但在信息化的时代,我们的数据在哪里呢?科学的可靠性又在哪里呢?”作为中国心肺复苏的创始人,李宗浩不无遗憾地直言。他同时谈到,“近年来已有了明显的改进,国家对此高度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委托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开展了全国心肺复苏急救师资培训,对参训并通过考核的学员颁发具有国家统一编号的证书。”

而在此前,“国内最受追捧的院前急救培训是由美国心脏协会组织开展的。”北京市朝阳区一位急救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只针对医务人员开展的培训班为期2天,费用约千元人民币,分初级班和高级班,具体过程是看视频教程学习理论,并有老师指导学习现场操作,之后参加笔试和操作考试。考试通过后可获得美国心脏协会的证书。这种证书有两年的有效期,复核考试需要再收费。同时,一些非政府组织,如蓝天救援队等,也被“授权”采用美国心脏协会的教材和培训流程开展培训、颁发证书,并收取相同费用。

李宗浩介绍,政府主管部门授权专业机构开展人才培训和制定标准,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是质量的保证。21世纪初,美国政府主管部门授权专业社团开展师资及从业者培训并发放证书,成效明显。目前,西雅图的现场心脏骤停抢救成功率已达25%~30%,代表全球的最高水平。他同时表示,“目前我国有很多培训机构在采用美国心脏协会的教材和培训体系。其实,我们有自己的专家、有自己的设备,技术不落后。但差距在于体系尚未建立,专业力量和标准较欠缺,我们没有统一规范的教材、教学计划和管理制度。”

“现在政府已授权,所以要建立一个规范的急救培训体系,编写规范的急救教材,考试合格发放证书,培训机构持证人员的管理等都要有规范。”李宗浩强调。

每分每秒关乎生死存亡,每一个急救动作必须正确。相关急救标准正在不断完善。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制订了《医疗急救管理条例》、修订了《灾害事故医疗救援管理办法》,心肺复苏培训得到进一步规范。同时,2018年8月,中国医学救援协会与中华护理学会联合发布了《现场心肺复苏和自动体外心脏除颤技术规范》团体标准。该标准得到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指导,发布后在研究院网站公示,符合相关要求和规定。在经过实践后,按照审批程序可以成为行业标准。

“心肺复苏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们一定要按规矩照标准做。”李宗浩强调。

去年9月,在北京市白云观景区,一位游客突然心脏骤停倒地。所幸的是,景区工作人员接受过心肺复苏培训,景区也配有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现场“第一目击者”为游客做了7次除颤,心肺复苏成功。随后,“120”急救车也及时赶到将其送往医院,这位游客顺利脱险,康复出院。后来,该案例也被救治医生分析总结后,连同心脏除颤等科学资料发表在今年1月的《中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志》上。

“我们必须鼓励这样的研究,有数据可查的成功救治病例,是我们宝贵的科学资料。但我国大部分地区还是缺乏对这些科学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李宗浩介绍,近年来发达国家大力推行“质控监管心肺复苏(Q·CPR)”,就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对现场抢救猝死时使用的心肺复苏和心脏除颤进行全程监控,形成科学抢救记录,不断总结经验,提升抢救成功率。

3“第一目击者是培训重点,路人或许就成救命恩人”

在常温下,脑组织缺氧超过6分钟后会受到损伤,10多分钟后将发生不可逆损伤,病人即使被抢救过来恢复心跳呼吸,也往往成植物人或处于植物状态。数据也显示,呼吸、心跳骤停每延长1分钟,抢救成功率将降低7%~10%,如果错过十几分钟,将失去抢救时机。

“很多时候,第一目击者进行心肺复苏比我们专业力量还要重要。”北京市朝阳区急救中心的“急救明星”董医生,曾在一周之内连续抢救了5位心脏猝死的患者,其中4人是接受了心肺复苏后生还的。在北京朝阳区悠唐购物广场工作的保安就是其中的幸运者。当他心脏骤停倒地时,接受过心肺复苏培训的同事第一时间开始按压、吹气。董医生团队到达现场后,继续为他除颤11次,并把他送往朝阳医院,从而成功挽救了一个年轻的生命。

“在急救人员到来之前,第一目击者及时进行心肺复苏是成功救活院外心脏骤停者的最重要因素。但据我国学者2017年发表的研究数据,中国大中城市仅4.5%旁观者实施心肺复苏。”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主任医师杨进刚拿出《循环》杂志最近发表的瑞典研究结果:在急救人员到来之前,第一目击者对院外心脏骤停者进行了心肺复苏,使存活率提高了1倍。

瑞典的研究显示,有60%的人接受了第一目击者的心肺复苏,其中39%的人接受标准心肺复苏,20%的人接受单纯胸外按压的心肺复苏(仅胸外按压,无人工呼吸)。“相比什么都不做,即使最简单的单纯胸外按压的心肺复苏,也能将30天存活率提高到13.5%。更为重要的是,瑞典第一目击者心肺复苏率这些年也在持续上升:从2000年~2005年的40.8%,上升到2011年~2017年的68.2%。”杨进刚介绍。

具体来说,120急救中心和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心脏康复中心等医疗机构的疾病中心应按照国家急救相关法规和国家卫生健康委的CPR-D急救标准,组建区域性的培训中心,并以点带面,建立下级培训中心建设标准和认证标准,推动所辖区域基层卫生机构设立下级培训中心,定期进行质量考核。

与此同时,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建立省级、地级市的培训中心联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更合理的推进和调控当地培训中心的分布,保证区域覆盖完整,并通过培训中心数据统计分析,为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提供更多的急救政策完善方案,推动当地急救体系建设。

“培训中心应为民众提供更合理的自救后急救知识的学习,使民众掌握更多除心肺复苏以外的心肌梗死、卒中等急救知识和技能,为急救中心、胸痛中心等提供更多后续急救的机会,多中心在不同维度有效衔接将完善生命救治链和形成院前、院内一体化格局。”霍勇强调。

“此外,将心血管疾病防控体系工作做好将极大减少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致死率。”霍勇还提出,以《中国心血管健康指数》作为发力点,逐步建立健全省级、地市级、县域心血管疾病监测评估体系,从国家到地方充分掌握区域内心脑血管疾病防控的现状,将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工作真正落实到“最后一公里”。

此外,法律保障成为关切。“前段时间,女医生高铁上救人,结果却被索要医师证的事件刷屏。在网友评论中,医生院外救人是否是非法行医被多次被提及。这也折射出我国院外心脏骤停患者救治的现状和困境。”杨进刚认为,医生即使作为普通民众,在实施紧急救助时也应免责,更何况他们具有较高的急救技能。救人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热情。这种热情需要全社会的培育。

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总则184条“好人法”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2017年10月,“好人法”正式实施,但“好人”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事仍时有发生。“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扭转,要让好人能够大胆地见义勇为,社会才能越来越好。”中国科学院院士、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葛均波强调,应细化见义勇为法律条款及配套措施。

标签